想盡孝,卻總是吵架
當我們把父母接到身邊
「我從小離家求學,勤奮而艱苦;幸運地可以到海外深造,卻常常思念父母。如今事業有成,把遠在家鄉的父母接來同住,卻發現常常在文化、教育、世界觀或代溝上產生不少困擾。內心深處盼望着盡孝,外在卻常常爭吵——何解,何解?」
如果這段話說出了你的心聲,你並不孤單。許多在海外打拼多年的華人子女,都曾懷着同樣的心願把父母接到身邊:想彌補多年的缺席,想讓父母過上好日子,也想讓孩子在祖父母的陪伴下成長。可是,真正住進同一屋簷下,才發現那份思念與現實之間,隔着一段難以言說的距離。
首先想說的是:爭吵並不代表你不孝,也不代表你們之間沒有愛。 恰恰相反,正因為彼此在乎,分歧才會如此刺痛。下文將由羅博士梳理這種張力的常見來源,提供一些可以着手的做法,並說明心理治療可以怎樣幫助你和你的家人。
為甚麼越想盡孝,越容易爭吵?
1. 時差:父母記憶中的你,停留在離家的那一年
你離家時也許只有十幾歲。此後二三十年,你在另一種語言、另一種教育和另一種職場文化中長大成人,建立了自己的價值觀、生活節奏和育兒方式。而在父母心中,那個需要叮囑「多穿件衣服」的孩子,好像從未真正長大。
這就像兩個時鐘,多年來走在不同的時區。不是哪一個走錯了,而是它們需要時間重新「對時」。當父母以過去的方式關心你,而你以現在的方式回應他們時,雙方都可能覺得:「你怎麼不明白我?」
2. 老樹移植:父母也在經歷一場遷徙
園藝有句老話:「人挪活,樹挪死。」老樹並非不能移植,但它需要連着原來的泥土一起移,也需要時間「適應新土壤」。年邁的父母來到異國,正像一棵被移植的老樹:離開了熟悉的街坊、親友、語言、飲食與社會角色,在新的地方可能不會駕車、聽不懂英語,出門都要依靠子女。
許多人看到的是父母「挑剔」、「嘮叨」、「甚麼都要管」,卻沒有看到背後的失落、孤單與無力感。研究發現,在美國的亞裔移民長者中,約四成有抑鬱症狀;而那些感到自己與成年子女之間存在文化隔閡的長者,抑鬱風險更高(Mui & Kang, 2006)。換句話說,你們之間的代溝,對父母而言本身就是一種壓力源。當一個人失去了原有的位置感,有時會用「管」來重新確認自己仍然被需要。
3. 「孝」的兩種含義
心理學家葉光輝與 Bedford 提出的「雙元孝道模型」,把孝道區分為兩種成分(Yeh & Bedford, 2003):
1. 相互性孝道:出於感恩與親情,自發地關心、陪伴和照顧父母。
2. 權威性孝道:出於角色與規範,壓抑自己的意願,服從父母的要求。
研究顯示,相互性孝道通常與更親密、更和諧的親子關係相關;而當兩代人的觀念出現分歧時,以「服從」為核心的孝道更容易帶來衝突與內耗。很多爭吵的根源在於:你想給的是相互性孝道——尊重、關心、陪伴;父母期待的卻可能還包括權威性孝道——「聽話」。於是,同一個「孝」字,在兩代人心中畫出了不同的圖畫。
4. 舊的家庭角色被重新喚醒
精神科醫生 Murray Bowen 發現,無論我們在外面多麼成熟能幹,一回到原生家庭,往往就會不自覺地退回到舊日的角色與反應模式中(Kerr & Bowen, 1988)。在公司裏沉穩果斷的你,可能在父母一句批評面前,瞬間變回那個委屈又倔強的少年。
同住還可能喚起多年未曾說出口的感受:小時候離家的孤單、在異國求學時獨自承擔的艱辛,甚至對父母某些做法的不解或傷心。這些舊情緒常常藉着「洗碗方法不對」、「孩子穿得太少」這類小事爆發出來。爭吵表面上是關於家務,底下往往是關於「你看見我嗎?」
5. 愛的語言不同
許多父母那一代人表達愛的方式,是煮飯、慳錢、操心和叮囑;而在海外生活多年的子女,可能更習慣用言語表達感情、尊重彼此的界線與私隱。父母把「管」當作愛,子女卻把「管」當作不信任;子女把「界線」當作成熟,父母卻把「界線」當作疏遠。雙方都在用自己的方式去愛,卻都未能被對方「讀懂」。
何解?可以從這裏開始
重新理解「孝」:從「順」到「敬」
《論語》記載,子游問孝,孔子說:「今之孝者,是謂能養。至於犬馬,皆能有養;不敬,何以別乎?」孝的核心不只是供養,更是敬。子夏問孝,孔子只說了兩個字:「色難」——對父母始終和顏悅色,才是最難的。
這兩句話或許能帶來一些釋懷:連孔子都承認「色難」,你的掙扎並不代表失敗。同時,它也提醒我們,孝不等於事事順從。你可以不同意父母的看法,同時依然敬重他們這個人。
幫父母在新的地方扎根
父母的生活越充實,家中的摩擦往往越少。可以考慮:
1. 幫父母聯絡當地的華人社區、長者活動中心、教會或義工團體,以及適合長者的中文活動,例如華人種菜種果小組的活動——分享自家種的蔬果,分享喜悅。
2. 教父母使用 WhatsApp 或微信視像通話、地圖和翻譯工具,讓他們與家鄉親友保持聯繫,也能更獨立地出門。
3. 為父母保留屬於他們自己的空間與日程,而不是讓他們的全部生活都圍繞着你和孩子們轉。
訂立一份「家庭公約」
許多衝突發生在沒有說清楚的灰色地帶。不妨找一個心平氣和的時候,一家人坐下來,商量幾件具體的事:育兒由誰作主、家務怎樣分工、開支怎樣安排、各自的私隱和休息時間如何保障。如果你已成家,先與伴侶達成共識,再一起與父母溝通,避免讓伴侶夾在你和父母之間,也避免你自己夾在父母和伴侶之間。
換一種方式說話
1. 先聽,再說。 先讓父母感到被理解:「媽,我知道你是擔心孩子着涼。」
2. 說「我」,而不是「你」。 用「我覺得有點累,想先休息一下」代替「你別再說了」。
3. 說出感謝。 許多父母付出很多,卻很少得到肯定。一句「多謝你煮的飯」可以化解不少怨氣。
4. 選擇時機。 情緒激動時先暫停,等雙方平靜下來再談。
照顧好你自己
上有老、下有小,又要在職場全力以赴的「夾心一代」,往往是全家最累的那個人。當你身心耗盡時,耐性自然會減少,「色難」也就更難。照顧好自己的睡眠、健康和情緒,不是自私,而是讓這份孝心得以長久的基礎。
同住,不是盡孝的唯一形式
有人說,最理想的距離是「一碗湯的距離」:住得夠近,送去的湯還是熱的;又各有空間,彼此都能自在生活。如果嘗試之後發現同住確實令每個人都很痛苦,調整居住安排並不等於不孝。重要的是關係本身,而不是是否住在同一屋簷下。
對於有信仰的家庭,聖經經文中同時寫着「當孝敬父母」(出埃及記 20:12)與「人要離開父母,與妻子連合」(創世記 2:24)。敬重父母與建立自己的小家庭,並不互相矛盾,而是可以並存的兩門功課。
羅博士如何幫助你
羅博士以普通話、粵語和英語提供心理治療。她理解華人家庭的價值觀,也熟悉在不同文化與世代之間生活所面對的張力。在她的輔導和治療中,孝道不會被當作需要「克服」的問題,而是被視為值得尊重的家庭力量。
1. 家庭系統治療幫助你看清家中反覆出現的模式,在保持連結的同時守住自己的立場。研究表明,伴侶與家庭治療能有效減輕關係困擾(Carr, 2019);而在中國年輕的成年人群中,較高的自我分化程度也與較高的生活滿意度相關(Guo et al., 2022)。在適當情況下,父母也可以用普通話或粵語一同參加與羅博士的面談。
2. 依附為本 EMDR(羅博士擅長的治療方法)可以幫助處理那些仍在隱隱作痛的舊傷,例如早年離家的孤單,或從小「報喜不報憂」的辛苦,讓今天的衝突不再觸動那麼深的痛處(Parnell, 2013)。
3. 認知行為治療(CBT)幫助你鬆動諸如「如果我拒絕父母,我就是不『孝』」這類令人內疚的信念,在責任與自我照顧之間找到平衡。
4. 辯證行為治療(DBT)的人際效能與情緒調節技巧,幫助你在爭吵快要爆發的那一刻暫停,並在維繫關係的同時清楚表達自己的需要(Linehan, 2015)。
研究顯示,經過文化調適的心理治療比未經調適的治療效果更好(Hall et al., 2016)。用自己的母語談論家事,不必從頭解釋甚麼是「孝」,本身就能帶來很大的分別。
甚麼時候值得尋求專業協助?
1. 爭吵越來越頻密,或開始影響你的婚姻、孩子或工作。
2. 你常常感到內疚、憤怒或疲倦,卻不知道該向誰傾訴。
3. 父母看來情緒低落、失眠、不願出門,或常說「活着沒意思」。
4. 家中的衝突令你想起某些多年未曾處理的舊傷。
如果家中出現推撞、恐嚇或任何形式的暴力,無論對象是你、你的伴侶、孩子還是父母,安全都是首要考慮。在這種情況下,全家一起的家庭會談未必合適,羅博士會先與你一起關注安全問題。
踏出第一步
想盡孝,是你心底的愛;會爭吵,是兩代人在不同土壤中成長的自然結果。這兩者可以同時成立,也都可以被好好照顧。如果這篇文章令你產生共鳴,誠邀你預約與羅博士的 15 分鐘免費電話諮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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Carr, A. (2019). Couple therapy, family therapy and systemic interventions for adult-focused problems: The current evidence base. Journal of Family Therapy, 41(4), 492–536. Summary
Guo, X., Huang, J., & Yang, Y. (2022).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differentiation of self and life satisfaction among Chinese emerging adults: The mediating effect of hope and coping strategies and the moderating effect of child maltreatment history.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Research and Public Health, 19(12), 7106. https://doi.org/10.3390/ijerph19127106
Hall, G. C. N., Ibaraki, A. Y., Huang, E. R., Marti, C. N., & Stice, E. (2016). A meta-analysis of cultural adaptations of psychological interventions. Behavior Therapy, 47(6), 993–1014. https://doi.org/10.1016/j.beth.2016.09.005
Kerr, M. E., & Bowen, M. (1988). Family evaluation: An approach based on Bowen theory. W. W. Norton.
Linehan, M. M. (2015). DBT skills training manual (2nd ed.). Guilford Press.
Mui, A. C., & Kang, S.-Y. (2006). Acculturation stress and depression among Asian immigrant elders. Social Work, 51(3), 243–255. https://doi.org/10.1093/sw/51.3.243
Parnell, L. (2013). Attachment-focused EMDR: Healing relational trauma. W. W. Norton. Publisher listing
Yeh, K.-H., & Bedford, O. (2003). A test of the dual filial piety model. Asian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, 6(3), 215–228. https://doi.org/10.1046/j.1467-839X.2003.00122.x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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